西方文论关键词| 金莉：生态女权主义
概说：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论断是, 那种认可性别压 迫的意识形态同样也认可了对于自然的压迫。生态 女权主义号召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 认为如果没有 解放自然的斗争, 任何解放女性或其他受压迫群体 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
大背景解说
生态女权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之中, 90年代达到高潮,学界通常认为是一位法国女性发表于70年代的作品为这场运动做了艰苦的文化和理论准备工作。生态女权主义这个名称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西丝娃·德奥博纳 ( Francoise d’Eaubonne)发表于70年代的两部作品: 《女权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e ou la Mort, 1974)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 (Ecologie Feminisme: Revolution ou Mutation, 1978)。尽管在德奥博纳作品发表后的30年中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已有长足的发展, 但她的作品 仍然被视为西方生态女权主义观点的重要先驱。
弗朗西丝娃·德奥博纳号召女性发动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地球,这种生态革命将使两性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关系。德奥博纳在自己的作品中把女性与自然所遭受的压迫联系在一起,她指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对于生存最直接的两种威胁是人口过盛和资源破坏,但很少有人认识到男性制度所应承担的责任,因为男性在地球和女人身上播种的能力以及他们在繁殖行为中的参与使得他们在这两种威胁中起到作用。她强调,妇女已经被男性统治的社会降至少数种族的地位,尽管她们在人数、特别是在生育中的重要角色应该使她们有着重要的发言权, 但她们长期以来得不到控制自己生育功能的权利。同样, 地球遭受了与妇女同样的待遇,受男性统治的城市化技术社会已经削减了地球的繁殖力, 而同样也受男性统治的人类正在不断增加人口。人口过盛对于人类与地球都是毁灭性的灾难,因此妇女必须行动起来,在拯救自己的同时也拯救地球。德奥博纳在其作品中大声疾呼: “人类将最终被视为人,而不是首先是男人或女人。一个更接近于女性的地球将变得对于所有人都更加郁郁葱葱。”
尽管生态女权主义这一名称最早被德奥博纳使用,但生态女权主义运动是在由于不断出现的生态灾难所激发的抗议环境被破坏的运动中兴起并且得到普及的。生态女权主义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运动,是女性为了维护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区,反对由于父权社会、跨国公司和全球化资本主义而引起的恶性 发展和环境恶化所进行的不懈斗争。对于生态女权主义来说,价值观念和实践活动是密不可分的。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和分析从上一世纪 70 年代 后期才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其实践却大大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此起彼伏。早在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尔逊(Rachel Carlson)女士就以一本名为《沉寂的春天》( Silent Spring)的书 震惊美国。她向美国国民提出警告: 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滥用为自然生态和人类健康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环境恶化甚至殃及鸟类,春天里鸟类的歌声已不复存在。卡尔逊的呼吁揭开了环保运动的序幕。
1980年3月大批妇女参加了在美国阿默斯特举行的“女性与地球生命:80年代的生态女权主义大会”,并就诸如女权主义、军事化、生态之间的关系等主题进行了探讨。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伊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指出 , 生态女权主义是关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与统一。它坚持所有具有生命力的物种本身的独特力量和完整意义……我们是一场与女性所认同的运动,在目前这种充满威胁的时代负有特殊使命。我们把企业武夫对于地球及其生命的蹂躏和军事武夫所带来的核威胁视为女权主义者的关注范围,这种男权心态也否定了我们对于自己身体和性活动的权利,并且依靠统治和国家权力的多种体系而为所欲为。
80年代初,金和其他生态女权主义创始人发起了名为“妇女五角大楼行动”的一系列反军国主义示威游行,这些行动抗议杀戮生命的核战争和核武器的发展,强调军事行动与生态女权主义之间的关系。金还帮助组织了关于环境保护的专题讨论会,这些会议不仅为全国性的理论探讨提供了论坛,也起到了支持妇女为制止自己本社区环境污染而努力的作用。此外,许多生态女权主义者积极行动起来,揭露对于自然的压迫在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上的表征。例如,美国把有毒垃圾堆设在主要是穷人和有色人种居住地区的做法受到生态女权主义者的强烈谴责,它使第三世界的妇女首当其冲地受到由于殖民边缘化和破坏生态的发展项目所引发的环境危机的危害,她们的基本生计和健康条件也受到威胁。同样,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招收贫穷有色女性 在有毒化工厂工作的做法也受到生态女权主义者的声讨。
在美国的高校中, 生态女权主义批评最初主要 集中在哲学系和妇女研究系, 在环境研究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之后,生态女权主义批评逐渐扩展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所相关的犯罪学系、研究 社会运动和公众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研究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文系等。生态女权主义于 90 年代中叶在文学研究中崭露头角,其洞见逐步成为文学批评的组成部分。生态女权主义者不仅批评了美国文学传统经典书目中自然文学的男性传统,也发掘了大批由女性创作的环境文学,而这些环境文学是与生态主义哲学和批评的发展并驾齐驱的。可以预见,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热门话题。
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生态女权主义至今没有完全加入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行列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生态主义“大熔炉”的恐惧。与男性一起加入激进运动的女性常常被迫缄默,被降至传统上女性所扮演的辅助式角色。一种把女性或者其他任何受压迫群体的目标视为额外的 、需要合并到其中的运动是无法谋取女性的支 持并满足女性的需要的。男性生态主义者尽管关注非人类的自然,但他们不太理解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主义需要一种女权主义观点, 没有对于社会统治(这种统治反映了性别压迫和自然压迫之间的相互关联)的彻底女权分析, 生态主义仍只能是抽象的 和不完整的。正因为如此,一种新的女权主义的生态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应运而生。而在男性生态 主义者把所有形式的压迫都考虑在内之前,生态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与环境保护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之间建立联盟是保证其充分的代表权的同时又保持 多元化的最好方式。
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
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源远流长,并在上一世纪后半叶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在70年代里发展起来的生态运动中引人瞩目。这两场运动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所提倡的平等观点。生态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试 图为自然说话,因为自然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中被视为没有发言权的他者和被征服与统治的对象,它被迫成为被人类开发的“自然资源”,用以服务于人的需要和目的,而这些需要和目的与自然自身的需要和目的是背道而驰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呼唤人们的良知和责任感,警告我们正视人类社会的工业、农业和畜牧业对于生态造成的危害和对于环境持续开发 的可怕后果,强调一种人类与自然唇齿相依的生态 道德观。而与自然在人类文明社会中的地位相仿,女性代表了父权统治下人类社会中的他者,她们在公共场合中被迫缄默,成为社会的二等公民。妇女正努力使自己从男性文化和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这种桎梏曾使她们长期以来屈从于男性。生态女权主义正是结合了这两场运动的目标,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结构。这些价值和结构不是建立在把自然和妇女作为资源来统治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一种能使男性和女性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基于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完整保持之上的。
人类对于自然的侵略等同于男性对于女性肉体的侵略,这是许多参与这场运动的女性的共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女权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所有生态女权主义者政治行为的动力,它使女权主义者把对于性别统治的挑战延伸到其他各种压迫形式。因为与自然相对立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建立加深了对于女性的压迫,因此当妇女行动起来反抗对于生态 的破坏和蹂躏时,很自然地意识到男权统治在女性 压迫和自然压迫两者中所起到的相似作用。所以生态女权主义在争取自身解放的同时, 也把拯救地球的生死斗争视为己任。生态女权主义者一方面批驳了那种把妇女置于与被开发的自然那样被动无力的位置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宣扬一种带有肯定意义的与自然的认同关系。伊内斯特拉·金把生态女权主义定义为一场女性认同运动,她声称:
我们为了忠于未来的世界、忠于生命和忠于这个地 球而向父权挑战。我们通过自己的性别特征和我们作为女性的经历对此有着深刻和独特的理解。
生态女权主义的另一重要观点是对于西方现代科学观的批判。按照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来看, 西方社会在 16 世纪至 18世纪间开始出现现代和进 步的特征。这一时期, 欧洲兴起了科学革命和以市场为方向的文化,削弱了自然位于宇宙的中心位置的观点。欧洲科学的整体模式是父权的、反自然的和殖民的。这种通过科学技术来控制和占有的欲望,包括对于女性生殖能力和自然繁殖能力的控制和占有,有力地揭示了压迫女性和压迫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目前生物技术、基因改变、繁殖技术等科学的最新发展更使生态女权主义者把批判矛头直 指西方科学发展史中的父权文化偏见。生态女权主义者重新审视了西方世界观和科学观形成的根源,也重新评价了培根、笛卡尔、牛顿等现代科学缔造者们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强调对于大自然的依赖。对于现代科技之父弗朗西斯·培根与其弟子来说,这种依赖是一种倒行逆施,是对于人所具有的按照自己的条件追求自由的权利的讥讽,因此应该彻底废除。西方的理性、科学模式和自由观念都是建立在 自然对于(男)人意志的屈服、建立在人对于这种依 赖的战胜和超越、建立在人对于自然能量的摆脱之上的。著名生态女权主义者苏姗·格里芬(Susan Griffin)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在现代科学观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们的普遍心态:
生活在这个文明中的我们继承了这样一种心理习惯……我们不再认为我们是这个地球的一部分……我们甚至学会否定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否 认这个塑造了我们思想的文明社会也正在摧毁地球 的所有事实……我们成为自己的敌人。我们用为我 们自己带来灾难的头脑思想。而这种受到这个文明 的教诲和训练的头脑, 并不认识自己。这是一个从自己的智慧中被流放的头脑。
正因为西方现代科学打破了人类对于自然的依赖,使得人类把世上万物分为不同的等级。人是占据最高精神层次的,被视为优于动物或自然界其他生物,比起动物或植物来更加重要、更有价值,当然比起山川、大海或沙粒来也更富有才智。正是人类利益高于非人类利益这一假设鼓励了如下习惯观念,即万物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的。因此,人类就优于动物,文明就优于自然。即使在人类群体之中,也存在同样的次序。西方文化的主要权力结构就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构成了社会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集权的、等级制的社会里,两性关系成为压迫性的等 级关系的范例: 凡是居统治地位的都被划为男性的, 凡是被统治的都被划为女性的。这种权力结构是文化的和政治的,而不是生理的。而这种系统又赋予这种基本二元对立中的一方以特权,依此类推,男人因而优于女人、白人优于黑人、富人优于穷人、第一世界优于第三世界。那些处于对立面的就被剥夺了完整的人所有的权利。而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中,自然与女性一样,被视为被统治的对象。因此, 权力就集中在男性的统治阶级手中, 女性必须服务于男 性的利益,自然必须屈服于机械化的农业和文明社会的主宰,动物必须为人的研究(解剖和科学试验)和人的胃口牺牲自己的肉体。在父权社会里不存在对于“他者”的尊重,作为男权理性的客体的他者, 只有在它能够使主体受益的情况下才被予以考虑。这是一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点,以至于人类无视这样一种基本事实, 即它自己的生命依赖于整个世界的完整和健康,人类的生存与生态的平衡和 稳定密切相关。但资本主义男权统治与其科学破坏和切断了构成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宇宙整体,人类学会相信为了生存必须控制自然环境。这是一种以人类的意志建立的文化秩序,而不是人类只是其中一部分的自然秩序。
生态女权主义对于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持强烈批判态度。它批判了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相关联的无控制发展的严重后果,而这些观念在过去的200年中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受到推崇。生态女权主义呼吁恢复受到工业化和人口过盛所破坏的生态平衡,反对持续开发式的、直线式的心态。它也揭露了市场竞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女性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经济中角色的丧失。生态女权主义使用生态运动的观点来阐明这样一种立场,即宇宙万物是没有等级制度的,无论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之间,或是自 然界的各种形式之间都应是平等的, 而人类只是地 球上上百万种物种中的其中一种。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网, 没有什么等级制度。而在 男权文化统治下的人类是唯一有意识地认为它是有权统治地球和其他物种的物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人类是惟一有理性的物种, 但人类却为了自身的 利益成为破坏生态系统的罪魁祸首。人类生存完全依赖于非人类的自然。我们没有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就无法生存,但自然没有我们却可以生存。“生态女权主义挑战一切统治关系。它的目标不仅仅是改变 那些行使权力的人,而是改变权力结构本身。”所以,生态女权主义者关注文化中所有的统治形式: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压迫以及对于自然的剥削。女权主义的奋斗目标不仅仅是要关注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而是要从根本上消除男权统治下以人为中心的自私观念,倡导平等主义的理想。
生态女权主义者在批判地审视以西方现代科学观为基础的价值观的时候,力图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与前现代社会相关的价值观念的重视。她们认为这 些早期的价值观将有助于改变和重建当今和未来的社会。生态女权主义正在努力恢复(男)史前期女神崇拜和母系社会的价值观及其艺术和仪式,这些艺术和仪式把自然作为一种秩序来庆祝,这种秩序在原则上还不全部为人所知,就是因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态女权主义又一次把自然视为神圣”,这种新型的生态模式以及相关的道德观使得对现代科学的诠释成为可能。
多样化的统一性也是生态女权主义的重要观点,生态女权主义吸取了生态科学的这条原则,并且 将其政治化。生态女权主义认为一种包括人与非人 类的动物在内的健康平衡的生态制度必须保持多样化,从生态角度来看, 环境的简化是一个与环境污染同样严重的问题。但是工业技术的一种主要后果就是环境简化,许多物种逐渐被消灭,在地球上不复存在。自然界中的多样性是必要的,而且有必要使其更加丰富,而通过灭绝某些种类的生物简化是与把多样化的人类削减成无面孔的工人,或通过大规模消费市场造成单一文化品味相对应的。在人类社会中,商品资本主义有意识地简化人类群体和文化,以至于同样的产品可以在任何地方畅销。这种前景对 于我们所有人都是同样的,在全球人们有着几乎同样的需要和欲望:畅销于中国的可口可乐、充斥俄国的牛仔裤、流传世界各地的摇滚乐。地球上很少有人没有受到工业化技术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一场建立于共同目标之上的全球运动,倡导多样性而反对所有形式的统治和暴力生态女权主义便是具有这种潜力的运动,作为社会运动,它支持世界妇女的多样性,并寻求这种多样性中的统一抵制社会简化。
生态女权主义者寻求建立联系的原则因此成为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参加这场运动的女性不仅关注现代科学技术对于女性、同时也是对于动物、植物以及第三世界的含义,而且懂得女性的解放是无法独自完成的,女性的解放必须是一场更大规模的、为了维护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命而斗争的一部分。生态女权主义不仅强调男权社会对于自然的开发和对于女性的压迫之间的联系,它也认识到这两种形式的统治是与阶级压迫、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有着密切关联的。生态女权主义的双重关注,即人类的解放和与自然界的关系,为建构一套新 型的环境道德观提供了可能。它批判了对于女性和 自然的男性统治, 也承认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时代女性的多种声音,因此在结构上是复数形 式的,在范围上是广泛的。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性和女性) 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 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既然人类伙伴不论是何种性别、种族和阶级 都应该被允许在一种平等关系中生存和发展, 那么人类也必须给非人类以空间和关心,允许它再生产和进化,并对人类行为做出反应。生态女权主义者呼吁重新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挑战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观点,并根据生态主义和女权主义原则 对于人类社会进行激进重构。
生态女权主义的分支
女权主义的不同流派为与生态主义议程的合成 提供了各种可能性, 生态女权主义大体来说可分为自由生态女权主义、文化生态女权主义、社会生态女权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尽管生态女权主义各个流派的分析角度不同,但她们都关注改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自由生态女权主义坚持通过新的法规在现存统治结构内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化生态女权主义从批判父权文化入手分析了环境问题,提供了既解放女性也解放自然的途径;社会生态女权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男权统治,揭露了男权的再生产关系中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人类对于自然的统治,并且反对在市场经济中把女性与自然作为可利用资源的观点。
自由生态女权主义强调女性与男性一样都是理性的人,教育与经济机会的丧失使得女性无法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发掘创造的潜力。对于自由生态女权主义者来说,环境问题来自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迅速开发与对于杀虫剂和其他污染物质控制的失败,可以通过管理和法律使得进行再生产的方式得到改善,更为完善的科学技术、环境保护和法律因此是解决资源问题的合适方式。如果女性被同样给予成为科学家、自然资源管理人员、律师、立法者的教育机会,她们可以为改善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以及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做出更大贡献。女性因此可以超越 自己性别的社会特征,与男性携手参与环境保护的文化项目。
文化生态女权主义兴起于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 与 70 年代的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中,它是对于女性与自然在西方文化中相互联系、并同样遭受压迫的事实所做出的反应。从历史上来看, 由于女性在生 理、社会角色和心理上被视为与自然更加接近,比起更加理性与客观并具有抽象思考能力的男性要低劣。文化生态女权主义者强调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提高女性和自然的地位,并且解放她们。从一种反科学、反技术的立场出发,文化生态女权主义者通过复兴以女神、月亮、动物和女性生殖崇拜为中心的古 代仪式来颂扬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把自然尊为母亲和女神的观点对于许多生态女权主义者来说是一种获得灵感和力量的源泉。文化生态女权主义哲学信奉置于关怀之上的道德观和网状式的人类/自 然关系,主要表现在对于女性肉体和与自然相关联的意识领域———灵性、女神崇拜、巫术等的颂扬。
与文化生态女权主义相反,社会生态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态女权主义致力于把自然与人性视为社会建构的社会经济分析。社会生态女权主义希望 把社会重构成为仁爱的、非中央集权的社区。它认为一个生态社会只有在结束所有统治制度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任何政体或经济制度试图去征服自然,人性的所有方面也都可以得到解放。与强调女性/自然的特殊历史关系的文化生态女权主义不同,它反抗通过婚姻、家庭、资本主义政体和父权宗教而强加于女性的压迫。社会生态女权主义呼吁推翻市场经济和社会等级制度,使女性在一个超越了公共/私有领域二元对立的非中央集权的社会里成为公共生活和工作职位的自由参与者。社会生态女权主义承认女性与男性在生殖能力上的差异,但是摒弃了这些包含着性别等级和统治的观点,而强调男性与女性都可以建立一种包含关怀的生态道德观。
社会主义生态女权主义还不是一场运动,而更像是社会主义生态学的女性改良,这种社会主义生态学把生殖类型而不是生产类型置于一个公正、可持久世界的中心。它认为自然界中所有生命的物质基础———食物、衣服、住所和能源———对于维持人类生命都是至关重要的。自然和人类长期以来就是社会和历史建构的。自然应是一种主动的主体, 而不是一种被统治的被动的客体,人类必须与自然发展可持久关系。社会主义生态女权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父权统治,聚焦于生产与生殖、生产与生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女性在生产、生殖和生态中的角色成为社会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分析的出发点。
尽管生态女权主义的各个分支对于其政治行动最终目的的看法有所差异,她们的短期目标还是有诸多重迭之处的。生态女权主义者的不同分支从广义上来说概括了人类生命和地球生命的继续这样一种生殖观点,从这个意义来说, 生态女权主义者在妇女为恢复平衡的生态环境、提高地球上人类和其他生物及非生物的生活质量这种共同的努力目标上统一大于分歧。
生态女权主义所面临的挑战
生态女权主义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关于生态女权主义的哲学。许多生态女权主义者因为强调女性拥有一种男性所没有的本性、一种与自然在生理和 精神上的密切关系,而被视为宣扬了本质论。其实,在女权主义运动内部关于如何定义女性、如何平衡生理和性别差异、如何看待社会建构的各种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上都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本质论并非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概念,因为本质论与生态女权主义的逻辑是不一致的。如上所说,既然所有有生命的物质都是相互关联的,既然所有生命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比其他群体距离自然更近。有些生态女权主义者则明确指出,对于生态女权主义是本质论的指责其实来自一种父权的思考方式,因为它首先就假定了自然是与文化相分割的男权建构的合法性。只有自然/文化的分裂才能使人们提出女性是否比男性距离自然更近的观点,而这种所谓某个群体比起其他群体来距离自然更近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构”。
不可否认,有些生态女权主义者因为过分强调女性和自然的本质性联系, 而落入男权文化二元论的窠臼,把妇女与自然设为男性统治文化的对立面。在她们反抗以女性和自然的内在联系来统治两者的 统治意识形态的同时, 经常是简单地把传统文化等级制度反了过来。实际上多数生态女权主义者还是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危险,为了在讨女性与自然 的联系时避免陷入本质论, 她们摒弃简单地把女性与自然置于男性与文化之上的二元论观点,声称是女性与自然在男性统治文化中受到的共同压迫,而不是其生理或本质身份构成了她们之间的紧密关系。与此同时, 她们也强调男人与女人同样都会受制于文化力量,这些文化力量也会使女性盲目参加对于自然的开发和生态的破坏。苏姗·格里芬就清 楚地指出, 因为西方文化中对女性与自然的历史性关联,男人或女人都无法完全摆脱把人类视为与地球相分割的“习惯性分离心态”。而伊内斯特拉·金则强调,如果说男人比女人感觉与非人类的自然更加异化,也是文化和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因为男性身份的内在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许多生态女权主义者有很强的反二元化倾向, 但她们难免受到二元化和等级制度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些意识形态的普遍性限制了生态女权主义事业的潜在颠覆力量,这也是所有生态女权主义者都须引以为戒的。生态女权主义者尽管有着不同的理论立场,但似乎都同意对于女性和自然的压迫之间有着重要的观念上的联系,她们相信传统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 系统对于当前的环境问题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生态女权主义者相信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可见的相同之处,这使得她们同样易受到男性统治;另一方面,生态女权主义者宣称女性与自然的联系与她们治愈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异化、最终解决当前环境问 题利害攸关。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态女权主义议程的中心是个人、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改变,尤其是女性和自然的文化地位的改变。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现象。关于女性/自然的密切关系的观念不仅揭示了文化上的男性霸 权,也展现了人类与自然的不平等关系。
但是,把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之中的各种因素完全归于生理/ 社会性别差异的两级分化也过于简单化,这种直线形地表述直接因果关系的模式并不能阐释世界范围 内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当然, 生态女权主义者强调对于女性的压迫和 对于自然的统治在西方文化中的深刻根源是十分必要的,但她们对于女性与自然之间差异的忽视也使她们受到批评和指责。这种忽视表现在许多生态女权主义者把女性和自然作为一个群体来辩护,因而给予西方社会里所有妇女以人类文化牺牲者的当然地位。她们是如此强调了女性和自然的关系, 因而完全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实际上被视为是同一种东西,一个不断与男性对立的整体。尽管女权生态主义者反对等级制度和二元论,但把女性/自然视为男性统治文化的对立面的一贯做法仍带有二元论倾向。而当生态女权主义者忽视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差异时,也就歪曲了自然的整体需要,并且忽略了女性在环境恶化中所起到的同谋作用。
尽管女性参与开发与破坏自然的程度有所不同, 但只有那 种关于主体的简单化观点才会声称某些人与统治意识是毫无关联的。即使是那些强调了女性与自然关联的文化生态女权主义者,也很少从事这样的重新审视,即许多女性已经或正在参与到、并且得益于这些意识、政治和经济的力量中来,而这些力量认可了对于自然界的统治和破坏。其实,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成为西方科学、医学和经济建设人才。尽管这种参与不一定会加强这些统治意识形态,但许多妇女不但为自己的压迫也在自己生活的某些方面为对于自然界的统治在不同程度上贡献了力量。对于西方生态女权主义者的批评也来自有色女性。西方文化在当前世界范围的环境恶化中比起其他文化牵连更深,而发达国家因其对于资源的大量消耗而比起发展中国家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更大。
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理论主要是从白人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来阐发的。白人生态女权主义者把妇女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某种所有妇女都共享的事情, 还把它作为塑造女性身份的重要成分, 这种做法本身就显 示了对于差异的忽略。这种差异既存在于女性与自然之间,也存在于女性之间。学院派白人女权主义者已经遭到有色女性的指责,批评她们的理论把世界上的妇女一概而论,因而忽略了女性基于文化、种族和阶级上的差异,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因为女性与自然界之间的差异意味着女性也可以参与到破坏环境的文化实践中去,而女性之间的差别也意味着某些女性比其他一些女性更加充分、更加有意识地参与到这些文化实践中来。有色女性生态主义者认为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的关键论点逃避了欧美白人女 性对于自然和其他种族的统治的参与, 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一点 ,生态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将是不完整的。
结语
生态女权主义既是一场社会运动,也是一套价值系统,而且它还提供了一种政治分析的框架,探讨了西方男性中心论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关系。它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强调人类对于自然的压迫与西方白人男性对于女性与其他种族文化的态度之间的密切关系。生态女权主义者通过坚持西方文化中对女性压迫和自然压迫之间的联系, 扩展了女性传统的对抗角色意义。她们致力于现存社会的变革,坚信女性文化为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提供了宝贵思路;她们着眼于未来社会的建设,旨在建立一种人类与自然和睦相处、相互作用的新型生存模式。生态女权主义不是女权主义与生态运动的粗劣结合,而是一种对于两个运动都至关重要的同类结合。生态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驳斥那种使地球上的任何部分(无论是人类世界 还是非人类的自然界)为其他部分的利益而存在的观点,这个貌似简单的做法其实包括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基本内容。
20年前,包括那些最激进的环境保护者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人类是优于自然的,他们仅仅是呼吁我们要有负责感和忧患意识,呼吁我们不要滥用为了人类的需要而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权利。生态女权主义者比起环境主义者更进了一步,她们反对人类视自己为世界万物的主宰者,反对所有认为人类具有内在统治他人的权利的观点,提出所有的不平等,无论是存在于人类内部的,还是存在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都是错误的。生态女权主义所宣扬的是一种替代的文化观,它呼吁建立一种不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和负责原则的生态道德伦理观。生态女权主义关注人类与其他所有形式生命的相互关联,它的目标是达到自然界和人类的和睦相处。生态女权主义也是一种尊重差异鼓励讨论的过程,一种包含了广阔实践范围的过程。生态女权主义者呼吁建立平衡、稳定、和谐和完整的生态系统,强调多样性、持续性、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经历与表达的多样性,如同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一样,是生态女权主义的必要目标。生态女权主义者不是试图寻求一种以女性为性别基础的品质来替代男性品质,而是提倡一种女性的组织原则,这种原则不仅将改变生产和再生产关系, 而且也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
生态女权主义最具革命的意义的是,它向我们早已接受的西方现代科学观提出了质疑和挑战,颠覆了我们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为生态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自然界的许多物种已经遭到毁灭性的掠夺和破坏,生态系统 已经陷入严重的危机,人类及其他物种的生存无疑正处于存亡攸关的时刻。如果人们不改变自己的意识,不去约束在物欲和私利的驱动下所造成的生态破坏行为,人类将失去自己赖以存身的环境。而人类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要承认自然与人类拥有同等的权利,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时超越那种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狭隘短视认识。生态女权主义者在反抗男权文化统治的斗争中,体会到女性与自然在地位和遭遇上的相似之处。她们自身的痛苦经历也使她们懂得,所有的压迫都是交叉进行的,如果没有全体的解放,任何其中一种物种(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的解放都是不可能的。生态女权主义者通 过赋予自然一种女性身份, 从而加强了人类与非人类的团结感,而坚持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和睦相处为两者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许多生态女权主义者来说,对自然界的态度是其政治立场的核心。她们在抵制性别歧视的同时,也在为自然界的权利而斗争。她们呼吁人们尊重自然,尊重现实,告诫人类摆正自己在大自然中的正确位置,彻底摒弃人高于自然、人可以任意支配自然、宰割自然的错误观念。自然界在沉默了几百年后, 终于与世界上其他的弱势群体一样,得到伸张正义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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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莱特高访学者。曾任北外英语学院院长、北外副校长。现任《外国文学》杂志主编，北外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原文刊于《外国文学》2004年第5期，侵删。